“狱中八条”背后“血的教训”是什么?

“狱中八条”背后“血的教训”是什么?

来源:华龙网-重庆日报2019-06-21

川剧“江姐”剧照。舞台上“江姐”身后的背景墙上出现“狱中八条”。(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王茂松 摄

党员在烈士墓前重温入党誓词。(本报资料图片)通讯员 赵杰昌 摄

这是一份诞生在黑牢里的报告,是烈士们“最后的嘱托”。字里行间,充满了痛切、悲愤、反省、忧虑、期望,唯独没有颓伤和灰心。

这是在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们,通过脱险同志向党组织递交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也就是如今我们熟知的“狱中八条”。

这些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血的教训”的“狱中八条”是如何诞生的?它的内容讲了些什么?革命先烈们为什么在最后关头要留下这八条?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哪些“血的教训”?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时候,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6月17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周勇教授向重庆日报记者道出了“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1948年3月初,国民党在重庆的最高长官,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大发脾气,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喊去臭骂了一顿,令他务必迅速破案!

原来,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是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和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

1948年4月初,特务以破坏《挺进报》为突破口,抓捕了135人,其中县以上干部40人,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地下党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被叛徒出卖,共产党员罗广斌被捕。他就是《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作者。

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完成《报告》,交给重庆市委

罗广斌先被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7室,这里有一位囚犯叫张国维,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因为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为此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党介绍人,曾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曾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曾任《挺进报》特支书记)等,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对重庆党组织遭受的重大破坏痛心疾首,对失败的教训深刻反省,对新中国深情寄望。

1949年11月27日,当渣滓洞大屠杀的火焰还在燃烧之际,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10多位难友,趁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白公馆,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党组织成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在联络处登记后,立即参加了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筹备工作。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夜晚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提出的意见。1949年12月25日,即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写成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报告》有七个部分,现存第一、二、三、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而第五、六部分已经遗失。内容分别是:案情发展(《挺进报》被破坏的经过)、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等。总数约3万字,现存2万多字,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挺进报》事件”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

“狱中八条”由《报告》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提炼而成

《报告》第七部分为《狱中意见》,共八条,3000余字,是《报告》的核心和精华。分别是:

1、领导机构腐化;

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

3、迷信组织;

4、王敏路线;

5、轻视敌人;

6、经济、恋爱、私生活;

7、整风、整党;

8、惩办特务。

198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和挖掘,将《狱中意见》中的八条提炼为: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

后来这被称为“狱中八条”,1989年在《红岩春秋》的《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中首次披露。

“狱中意见”是对失败教训的理性总结,是对所犯错误的深刻反思

“20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狱中意见》原文,就被其巨大的力量所震撼,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呀!今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吸取‘血泪教训’,我重读《狱中意见》的原文发现,这是对失败教训的理性总结,是对所犯错误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对那段历史的歌颂,意在从党的自身查找问题,希望加强党的建设,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周勇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革命先辈们对党敞开心扉,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直言无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例如,《狱中意见》第四条是“王敏路线”,胡康民整理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为什么提出“王敏路线”?周勇解释,王敏是中共上川东第一、第五工委委员,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关押于渣滓洞,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强,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烈士们之所以提“王敏路线”,是因为王敏是犯错误的代表人物,“犯这种错误的,不只他一人,但正因为不只他一人,所以应该提出。”

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对白区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周恩来专门提出过“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来贯彻落实。《狱中意见》认为川东党的组织“消极隐蔽”,偏离了这些方针。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主要是:盲目发展组织,让一些不够党员资格的人进入党内,造成组织不纯;在下川东盲目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损失惨重;在城里把《挺进报》从内部搞到公开,大大地暴露了组织,造成组织和队伍的极大破坏。

“这个‘血的教训’就是,任何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搞选择,更不能变形走样。否则,造成的损失将是极为惨重、难以弥补的。”周勇说。

狱中同志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不要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把一切都理想化

“狱中八条”的第八条是“惩办叛徒特务。”为什么革命烈士会特意将这一条列出来?周勇称:“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报告》着重揭露了这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至今仍在警示着我们这些革命的后来人。”

据介绍,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

那时候,三大战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指日可待,刘国定等人的叛变并不是对革命前程丧失信心,而在于他们对党的理想信念的认识是肤浅的,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私欲、生活享乐,是人生的荣华富贵。因此自然经不住严刑拷打和金钱利诱,最终用同志们的鲜血换取自己的生存和眼前的荣华。这是所有叛徒的共性。

此外,叛徒们又各有其个性。《挺进报》事件的元凶祸首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到形势相对平静,他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在党内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便开始私欲膨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出卖党组织和重要干部以邀功;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保留一些人,即使特务发现也不至于怀疑他的“忠诚”,同时也准备将来为自己开脱留点余地。

“崇高的理想是力量的源泉,先烈们是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丧失崇高理想,必然鼠目寸光, 一个只考虑个人得失、打小算盘的人,不配做真正的共产党人;背叛理想或者只把理想停在口头上,而实际上只捞个人利益的人,不论被捕与否,其实质已经背叛革命了。”周勇说,狱中同志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于看不清这些故意说大话,高喊“革命”“理想”的叛徒的丑恶嘴脸,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对党的忠诚,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这是先烈们用血写下的又一个教训。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狱中八条”的第一条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其源自于《狱中意见》的第一条“领导机构腐化”。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几个领导干部相继叛变,他们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和时任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的涂孝文、时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的蒲华辅,出卖了200多名党员干部,其中100多人被捕牺牲,使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祸及川康。

因此烈士们首先提出的就是“领导机构腐化”问题。《狱中意见》严肃指出:“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

周勇称,“这里所说的‘腐化’,主要指部分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的‘消极隐蔽’,生活中的‘腐化堕落’”。《狱中意见》称之为“消极了、隐蔽了、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

同时,《狱中意见》还提出了领导机构中存在的问题。狱中同志发现,几个叛徒在经济、恋爱、私生活上都不干净,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川东临委领导同志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并没有给予严格的批评和教育,而是听任自流,酿成大祸。

“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狱中意见》通篇来看,狱中同志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深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血的教训’。”周勇说。“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今天要抓住‘关键少数’的极端重要性。”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报告》中看到罗广斌转述的许晓轩同志的“唯一意见”——“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狱中八条’的内容朴实无华,揭示了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70年过去了,它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周勇说,其生命力在于它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年,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同样有经济和私生活关,叛徒们就是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革命,是党的组织,是党员的人头。如今,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腐败分子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是党的形象,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党的执政基础。不好好抓,“血的教训”就会重演呀!

“重温用烈士鲜血凝成的‘狱中八条’,也是在与烈士们对话。这是我们要反复叩问的初心。只有不忘初心,警钟长鸣,才能如履如临,践行使命,才能方得始终,最终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周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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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背后“血的教训”是什么?

2019-06-21 06:13:50 来源: 0 条评论

川剧“江姐”剧照。舞台上“江姐”身后的背景墙上出现“狱中八条”。(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王茂松 摄

党员在烈士墓前重温入党誓词。(本报资料图片)通讯员 赵杰昌 摄

这是一份诞生在黑牢里的报告,是烈士们“最后的嘱托”。字里行间,充满了痛切、悲愤、反省、忧虑、期望,唯独没有颓伤和灰心。

这是在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们,通过脱险同志向党组织递交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也就是如今我们熟知的“狱中八条”。

这些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血的教训”的“狱中八条”是如何诞生的?它的内容讲了些什么?革命先烈们为什么在最后关头要留下这八条?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哪些“血的教训”?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时候,重庆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6月17日,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周勇教授向重庆日报记者道出了“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1948年3月初,国民党在重庆的最高长官,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大发脾气,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喊去臭骂了一顿,令他务必迅速破案!

原来,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是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和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

1948年4月初,特务以破坏《挺进报》为突破口,抓捕了135人,其中县以上干部40人,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地下党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被叛徒出卖,共产党员罗广斌被捕。他就是《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作者。

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完成《报告》,交给重庆市委

罗广斌先被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7室,这里有一位囚犯叫张国维,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因为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为此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党介绍人,曾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曾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曾任《挺进报》特支书记)等,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对重庆党组织遭受的重大破坏痛心疾首,对失败的教训深刻反省,对新中国深情寄望。

1949年11月27日,当渣滓洞大屠杀的火焰还在燃烧之际,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10多位难友,趁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白公馆,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党组织成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在联络处登记后,立即参加了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筹备工作。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夜晚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提出的意见。1949年12月25日,即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写成了《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报告》有七个部分,现存第一、二、三、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而第五、六部分已经遗失。内容分别是:案情发展(《挺进报》被破坏的经过)、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等。总数约3万字,现存2万多字,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挺进报》事件”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

“狱中八条”由《报告》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提炼而成

《报告》第七部分为《狱中意见》,共八条,3000余字,是《报告》的核心和精华。分别是:

1、领导机构腐化;

2、缺乏教育、缺乏斗争;

3、迷信组织;

4、王敏路线;

5、轻视敌人;

6、经济、恋爱、私生活;

7、整风、整党;

8、惩办特务。

1989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和挖掘,将《狱中意见》中的八条提炼为:

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切勿轻视敌人;

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惩办叛徒特务。

后来这被称为“狱中八条”,1989年在《红岩春秋》的《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中首次披露。

“狱中意见”是对失败教训的理性总结,是对所犯错误的深刻反思

“20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狱中意见》原文,就被其巨大的力量所震撼,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呀!今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吸取‘血泪教训’,我重读《狱中意见》的原文发现,这是对失败教训的理性总结,是对所犯错误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对那段历史的歌颂,意在从党的自身查找问题,希望加强党的建设,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周勇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革命先辈们对党敞开心扉,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直言无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例如,《狱中意见》第四条是“王敏路线”,胡康民整理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为什么提出“王敏路线”?周勇解释,王敏是中共上川东第一、第五工委委员,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关押于渣滓洞,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强,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烈士们之所以提“王敏路线”,是因为王敏是犯错误的代表人物,“犯这种错误的,不只他一人,但正因为不只他一人,所以应该提出。”

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对白区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周恩来专门提出过“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来贯彻落实。《狱中意见》认为川东党的组织“消极隐蔽”,偏离了这些方针。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主要是:盲目发展组织,让一些不够党员资格的人进入党内,造成组织不纯;在下川东盲目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损失惨重;在城里把《挺进报》从内部搞到公开,大大地暴露了组织,造成组织和队伍的极大破坏。

“这个‘血的教训’就是,任何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搞选择,更不能变形走样。否则,造成的损失将是极为惨重、难以弥补的。”周勇说。

狱中同志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不要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把一切都理想化

“狱中八条”的第八条是“惩办叛徒特务。”为什么革命烈士会特意将这一条列出来?周勇称:“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报告》着重揭露了这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至今仍在警示着我们这些革命的后来人。”

据介绍,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

那时候,三大战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指日可待,刘国定等人的叛变并不是对革命前程丧失信心,而在于他们对党的理想信念的认识是肤浅的,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私欲、生活享乐,是人生的荣华富贵。因此自然经不住严刑拷打和金钱利诱,最终用同志们的鲜血换取自己的生存和眼前的荣华。这是所有叛徒的共性。

此外,叛徒们又各有其个性。《挺进报》事件的元凶祸首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到形势相对平静,他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在党内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便开始私欲膨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出卖党组织和重要干部以邀功;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保留一些人,即使特务发现也不至于怀疑他的“忠诚”,同时也准备将来为自己开脱留点余地。

“崇高的理想是力量的源泉,先烈们是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丧失崇高理想,必然鼠目寸光, 一个只考虑个人得失、打小算盘的人,不配做真正的共产党人;背叛理想或者只把理想停在口头上,而实际上只捞个人利益的人,不论被捕与否,其实质已经背叛革命了。”周勇说,狱中同志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于看不清这些故意说大话,高喊“革命”“理想”的叛徒的丑恶嘴脸,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对党的忠诚,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这是先烈们用血写下的又一个教训。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狱中八条”的第一条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其源自于《狱中意见》的第一条“领导机构腐化”。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几个领导干部相继叛变,他们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和时任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的涂孝文、时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的蒲华辅,出卖了200多名党员干部,其中100多人被捕牺牲,使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祸及川康。

因此烈士们首先提出的就是“领导机构腐化”问题。《狱中意见》严肃指出:“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

周勇称,“这里所说的‘腐化’,主要指部分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的‘消极隐蔽’,生活中的‘腐化堕落’”。《狱中意见》称之为“消极了、隐蔽了、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

同时,《狱中意见》还提出了领导机构中存在的问题。狱中同志发现,几个叛徒在经济、恋爱、私生活上都不干净,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川东临委领导同志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并没有给予严格的批评和教育,而是听任自流,酿成大祸。

“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狱中意见》通篇来看,狱中同志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深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血的教训’。”周勇说。“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今天要抓住‘关键少数’的极端重要性。”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报告》中看到罗广斌转述的许晓轩同志的“唯一意见”——“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

“‘狱中八条’的内容朴实无华,揭示了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70年过去了,它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周勇说,其生命力在于它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年,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同样有经济和私生活关,叛徒们就是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革命,是党的组织,是党员的人头。如今,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腐败分子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是党的形象,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党的执政基础。不好好抓,“血的教训”就会重演呀!

“重温用烈士鲜血凝成的‘狱中八条’,也是在与烈士们对话。这是我们要反复叩问的初心。只有不忘初心,警钟长鸣,才能如履如临,践行使命,才能方得始终,最终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周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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